关键在于侵权行为是否成立，即聚餐组织者及共饮者是否应当承担作为或不作为的义务。虞某为聚餐组织者，被告蒋某、潘某、庄某为共饮者，偶尔聚餐系朋友间正常的社会交往，聚餐及饮酒本身是符合人情交往的正常现象，并不违反法律和公序良俗。但必须注意的是，饮酒本身虽不违法，但饮酒的特殊性会使饮酒者神智和控制力下降，饮酒者在人身、财产上会处于一种比正常情况下更为危险的境地，在从事驾驶、高度危险作业等行为时，不安全系数明显增加，会使社会大众、公共秩序处于危险状态。故共同饮酒本身虽不存在法定的权利义务，共同饮酒人之间也不存在契约关系，但因其行为存在潜在危险而产生了一般注意义务，共饮者负有义务阻止损害的发生。

　　共饮者的注意义务主要包括两类：一是喝酒过程中的提醒、劝告义务；二是酒后的护送、通知、照顾义务。本案中，虞某为聚餐组织者，其放任武某饮酒，明知被告武某饮酒后驾驶二轮电动车却未进行有效劝阻，也未安排车辆运送被告武某返程，存在一定过错。蒋某、潘某、庄某为参与者，也应当知道被告武某酒后驾驶二轮电动车可能发生危险而没有加以阻止，同样存在一定过错。故虞某、蒋某、潘某、庄某应对原告的损失承担与其过错相适应的赔偿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