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符合相关司法文件精神。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2013年12月26日联合出台的《关于办理醉酒驾驶机动车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规定：“一、在道路上驾驶机动车，血液酒精含量达到80毫克/100毫升的，属于醉酒驾驶机动车，依照刑法第一百三十三条之一第一款的规定，以危险驾驶罪定罪处罚。”刑法没有限定为酒类，该司法性文件规定的也是血液酒精含量。从中可以看出，法律及司法文件的用语是酒精，而并没有限定必须是白酒、啤酒等酒类，也即只要血液内酒精含量达到80毫克/100毫升，就属于醉酒驾驶机动车，就应以危险驾驶罪定罪处罚，而不管是否服用了酒类。

第三，实现法律功能及司法实践的需要。一方面，有效发挥法律功能的需要。刑罚具有惩罚和预防双重目的和功能，刑法修正案（八）增加危险驾驶罪就是要通过对醉驾等危险驾驶行为的刑罚惩戒，引导广大民众自觉遵守交通法律法规，形成文明安全驾驶的良好出行习惯，预防减少醉酒驾驶机动车等危险行为的发生，由此更好地保护社会民众的生命财产安全。要实现“醉驾入刑”这一法律功能和刑罚目的，就必须禁止所有在醉酒状态下驾驶机动车的行为，对违反者予以刑罚惩罚，而不应有服用的必须是白酒、啤酒等酒类等法律之外的不当限制。不然，刑法修正案（八）新增的危险驾驶罪法条所起的实际作用会大打折扣，将无法实现其规制引导社会主体行为的法律功能，而这显然是广大民众、立法者和司法者所不愿看到的。近年来醉驾刑事案件依然多发，醉酒驾驶形势仍然严峻，安全文明驾驶的习惯尚未完全形成，这更要求严格执法，依法惩处在醉酒状态下驾驶机动车的不法行为，发挥刑法功能，实现惩罚和预防犯罪的刑罚目的。另一方面，有效打击醉酒驾驶司法实践的需要。

司法实践中，有些醉驾人员为了逃避刑罚处罚，喝酒后故意再服用含有酒精成分的药水或者饮料，或者百般抵赖狡辩，辩解自己没有喝酒，而是服用了含有酒精的药水、饮料、食物。在此情况下，如果认同类似的辩解成立，则会使司法机关的办案难度在无形中加大，有时甚至无法处理。因为对于这样的辩解侦查机关往往无法或难以取证，而且根据目前的医学检测手段，在酒类和药水进入人体后，根本无法检测出两类物质对体内乙醇含量分别有多大影响。其结果是，侦查机关、司法机关将承担无法承受之重，即便耗费大量有限的司法资源也可能导致无法办案，无法有效打击对自己和他人都可能带来巨大伤害的醉酒驾驶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