且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侵犯公民个人信息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17）10号）第一条对公民信息的解释为:刑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一规定的“公民个人信息”是指以电子或者其他方式记录的能够单独或者与其他信息结合识别特定自然人身份或者反映特定自然人活动情况的各种信息，包括姓名、身份证件号码、通信通讯联系方式、住址、账号密码、财产状况行踪轨迹等。

第二条，第三条第二款规定:违反法律、行政法规、部规章有关公民个人信息保护的规定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一规定的“违反国家有关规定”；未经被收集者同意，将合法收集的公民个人信息向他人提供的，属于刑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一规定的“提供公民个人信息”，但是经过处理无法识别特定个人且不能复原的除外。

“公民信息”保护已被列为刑法调节范围，我单位无权将个人信息泄露给他人。

原告称北京市、山东省公安厅等多地下发了相关文件保护律师调取个人信息的权利，经被告在公安网查询，其所述文件系上述地司法部门与公安机关协商出台的方便律师办案的内部文件规定，且调取内容仅为个人身份信息摘要，并非“公民信息”，且被告所属公安部门没有此类文件出台，外省公安机关文件无法调整被告公安业务。

原告要求判令被告赔偿其经济损失10000元的要求，首先，该内容不在行政诉讼内容之内；其次，其末能举证该损失是其未赚取到代理费造成的损失，还是其被代理人经济纠纷造成的损失，其未赚到代理费系其在审查接受代理时，未能充分预估所接受委托业务造成的，不能将此损失转嫁给公安机关，其被代理人经济纠纷造成的损失，系由其被代理人经济活动中的疏忽大意，没有留下纠纷方身份信息造成的，更不能将个人的疏忽大意造成的损失转嫁给为人民服务的公安机关。

综上所述，被告拒绝为原告吴某某调取“公民信息”，适用法律正确，请法院依法驳回其诉讼请求。

原审法院审理查明，

原告系辽宁某律师事务所律师。2018年10月16日，原告持律师调查专用介绍信、律师证、授权委托书，向被告沈水湾派出所工作人员查询高XX、高XX、张X的个人信息。被告工作人员拒绝了原告的查询申请。

原告于同年11月6日诉至法院，要求判令被告履行协助原告调取高XX、高XX、张X的个人信息的法定职责，并赔偿因其行政不作为给原告造成的经济损失10,000元。

原审法院认为，根据《户口登记条例》第三条的规定，被告作为区级公安机关的派出机构，主管其辖区内户口登记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