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能根据刑事诉讼法的规定直接对被告人减轻处罚。

本文认为，《刑事诉讼法》第15条的从宽还需要结合刑法坦白、自首等条款来应用，对于减轻、免除处罚，必须有刑法上的减轻或者免除处罚情节作为依据，否则只能在法定刑幅度内提出从轻处罚的量刑建议，不宜直接依据第15条减轻或者免除处罚。

首先，刑法是定罪量刑的总纲，从宽处罚不得违背罪刑法定的基本原则。《刑法》第3条明确规定了罪刑法定的原则，定罪量刑的情节必须法定化，也即刑法典化。1997年修订刑法时所确立的重要原则是制定“统一的刑法典”，即将定罪量刑的所有内容都设计在一部刑法典中。由此可见，足以影响定罪量刑各种法定情节极其从宽、从严程度都应该在实体法上有所反映，以刑法既有的量刑条款为限度。在对认罪认罚从宽这一条文进行立法解释时也阐明，认罪认罚从宽“要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从宽，也就是从轻、减轻或者免除处罚，而不是就量刑讨价还价、无边退让”。故刑法是确定刑事责任的总纲，从宽处理仍应当以刑法为基础，遵循自首、坦白情节本身具有的从轻、减轻、免刑的裁量空间提出量刑建议。

其次，刑事诉讼法上的从宽处罚系原则性规定而非实体法上从宽情节。2018年刑事诉讼法修订，草案一审稿和二审稿征求意见过程中，都有人提出应当明确从宽处罚的含义，建议改成“从轻、减轻或者免除处罚”；但也有人提出，从宽处理涉及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实体权利，应当在刑法中规定。最终立法仍笼统规定“从宽处理”有两个因素。一是第15条从宽处理的内涵较为宽泛，既体现在实体上的从宽处罚，也体现在诉讼程序上的从宽。包括采取更为轻缓的强制措施、适用更加便利、快捷的诉讼程序、起诉裁量，甚至还包括侦查阶段撤销案件等。只有概括规定“从宽”才能涵盖多元化的从宽精神。二是在刑事诉讼法中不宜明确从宽的具体形式，实体意义上的从宽处理需要刑法予以明确。如果认为可以直接适用《刑事诉讼法》第15条的从宽规定，减轻或者免除处罚，势必带来司法实践的混乱。刑法中根据自首、坦白、立功等情节的不同价值，明确了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免除处罚，并没有笼统规定“从宽”，就是防止司法实践无所适从，带来适用的混乱，导致罪责刑不相适应。

（四）量刑建议从宽幅度应当体现阶段性梯度

速裁程序和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试点过程中，部分试点单位探索不同认罪认罚阶段“3-2-1”的量刑递减模式。